古代汉族婚姻礼仪：三书六礼，传承千年的婚礼文化

在古代社会，婚礼是人生大礼，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标志着家族的繁衍生息，象征着宗族关系的延续，其它关系皆源于此。所以《礼记·昏义》说：“昏礼者，礼之本也。”

我国古代汉族婚姻礼仪讲究“三书六礼”，其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

“三书”分别指：聘书，即订亲之文书，在纳吉（男女订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迎书，即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

“六礼”中,一曰“纳采”（送礼求婚），二曰“问名”（询问女子的姓名和出生年月），三曰“纳吉”（送礼定婚），四曰“纳征”（送聘礼）婚姻生辰八字不合怎么办，五曰“请期”（议定婚期），六曰“亲迎”（新郎亲自迎娶）。

古代婚礼

新津地区流行的婚姻习俗，在历史传承过程中，虽然有一定变化，但基本上没有离开“六礼”的内容，只不过是到了清代以后，有所简化合并而已。

道光《新津县志》风俗卷载：“婚礼，唯亲迎久不行，而媒妁、传言、换庚、赠物，有古时纳采之礼焉。娶有日矣，媒先报期女家，亲族具柬拜迎，有古时纳吉、请期之礼焉。将婚之日，婿家倩媒氏、亲友奉币来迎，牲酒香烛，告于女家之祖，币聘妆奁，各听其便，有古时纳征之礼焉。”

至于如“醮子礼”（新娘迎娶回来后，新郎父母正襟端坐，新郎向父母行拜礼。父亲赐酒，新郎接受赐酒一饮而尽，父亲还得向儿子说一些鼓励的话。）这种古老的礼仪，非但一般老百姓中无人遵行，就是在士人阶层中，也很少有人遵行了。

我们以下重点择要谈谈清代及民国时期新津的婚俗状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教之一。旧式婚姻，皆由父母包办，讲究“门当户对”，新津俗话有“板板门对板板门，笆笆门对笆笆门”之说。婚姻缔结不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婚姻生辰八字不合怎么办，而是一切服从父母的意志。一般订婚较早，甚至有“指腹为婚”者。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更是登峰造极，《大清律例》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这种婚姻观念与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的自主权，从而使男女私定终身被视为非法，男女的私自结合，为舆论所不齿。

更有甚者，为强行干涉婚姻自由，亲哥竟然杀死亲妹子。据《花桥乡志》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新津花桥乡赵禹山之妹代弟及赵文光之妹幺妹子，两女是姑侄女关系。因代弟与中兴乡张某发生爱情，便约姑姑幺妹子同张某上成都游玩，走时没有告知父母。家里发觉后被追回，认为她们有败坏赵家门风之罪，就动用家法惩治。由赵文光和赵禹山二人亲自下手，将二女捆于林中，先用枪打未死，又用锄头、石头继续砸，死后掘坑掩埋。当时族中竟无一人阻挡，官府也不追究。

说人户与看人户

在订婚的最初阶段，男女两家相互交流，看是否有通婚意愿，这在古代叫“议婚”，新津地区叫“说人户”，也称“提亲”。议婚内容主要是男女双方的基本情况，如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情况、人才品德、以及生理是否健全，有无不良嗜好等，若男女一方想与对方开亲，便托媒人向对方说好话撮合。

出于谨慎与稳妥，一般要经过“看人户”的程序，双方父母才敢决定是否定亲。“看人户”既有明察，又有暗访。《新津民俗志·婚姻》载：“看人户一般由女家人挑选一个吉日，来男家察看未来女婿的相貌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并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到了中午，男家应热情挽留女家一行‘吃饷午’（吃午饭）。女家若是同意留下来吃饭，则意味着这门婚事定了，反之无望。”

如女方满意，男方要行“打发”礼，即赠送一些礼品到女家，一般是簪环首饰、衣料鞋袜等穿戴用品及一些精美食物。

也有男方备上礼品到女方家看人的。如果男方觉得不如意，则也许连茶都不会喝一口，就起身告辞。如果满意，便会留下来吃午饭。

男女双方在看人过程中也有可能“做手脚”，如果生理上有缺陷，便事先贿赂媒人，借用亲友中健壮小伙或漂亮姑娘出来“替换”。有的男方因家境贫寒，会在女方来“看人户”的时候，便预先从亲友处借来粮食、衣被和家俱，或在家中的箱柜底部装上砖头等，以显示富裕。

合八字

在订婚过程中，“合八字”是比较重要的一步，如若男女二人八字不合，婚配就不会成功。“八字”，也叫“生辰八字”，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俗称“四柱”），配以天干地支，两字一组，四组共八个字，故名。根据男女双方出生年、月、日、时和属相推算，查其是否相生相克，谓之“合八字”。

合婚贴

旧时新津合八字，《太平公社志》这样记载：“媒人拿着女方的生庚八字到男方，放到男方的神龛上，七日之内家里没有什么怪异事件发生，婚事就算初步订下了。如果发生了怪异事，如打破一个碗，都认为是不祥之兆，要把女方八字退回去，婚事就算作罢。”其它乡镇志记载，也基本上大同小异。

婚姻初步定了后，男家还要把女方的“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里去与男方“八字”一同算，看看是否相合，如相合，婚事才算定下来了。旧时新津，有算命先生专门以此为业，邑人李兴玉在《民国时期新津人的婚礼》中说：“新津合八字的算命先生较出名的有‘大有年’和‘书中乐’。‘大有年’常在西门外的家里营业，‘书中乐’则在城隍庙坝内摆摊子营业。”

讲究的人家，还有“合水八字”的习惯，《四川方言与民俗》对“合水八字”这样记载：“夜深人静时，将男女二人的庚帖分别放在两个碗内用铜钱压住，将这两个碗漂在水缸的对角。次日一早查看，如果两个碗相距甚远，则说明八字不合；如果相距不远甚至相靠，则是八字相合。”

八字相合无冲克，即由男方送去彩礼，女方也同样回礼，表明婚事已定，称为“订婚”。

这些在今人看来似乎可笑，而当时的人却是深信不疑。

订年月与办陪奁

男女“八字”相合，婚期也由算命先生测定。期前，男家备办花红彩礼，连同婚帖，送到女家告知婚期，称为“定年月”，六礼中谓之“请期”。“订年月”一般在婚礼前一至三月举行，因女方还有制陪奁的事要做。

陪奁多少，视家庭贫富而定。但无论贫富对此都很重视，因而都要尽力而为。据《太平公社志》记载：“有人甚至为了绷面子以致负债，如太平场的鲁孟威，为了不被亲家（华阳名流李旭）瞧不起婚姻生辰八字不合怎么办，在给女儿办陪奁时大讲排场，从成都雇木匠名手到太平场赶制全套从寝室至客堂的楠木家俱，派专人到上海购买英国毛呢衣料和两套沙发。至于金银首饰和四季衣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很讲究。可是婚事办完，鲁孟威也就家如水洗了。债主天天登门讨债，鲁也只得把在成都春熙路开设的‘丰华豆花饭店’典当出去，一家人重返太平场 老家闲居。”

至于穷家小户，当然不敢如此，陪奁仅有衣服几件或小箱一口而已。

开脸与过礼

贤妇为新娘开脸

所谓“开脸”，即在女方出嫁的前一天，选一名多子、夫妻和睦、称得上贤妻良母的中年妇女，先在新娘的额前、两颊、眉毛四周等处汗毛多的地方，擦上一些“开面粉”，然后拿出事先准备的双股棉线，用力依次在额、颊、唇、颏等汗毛稠密的部位反复绞夹，将汗毛绞干净，并把原来垂于脑后的辫子用红头绳扎起盘成一髻，然后用簪子插好，此举俗称“梳纂纂”。经过“开脸”，新娘平添了几分姿色，更意味着新娘的处女时代已经结束，从此将成为有夫之妇了。

婚前一两月，“过礼”仪式必不可少。男家在过礼之日，用若干抬盒盛上衣饰、食品等，送往女家，在清代时的新津，男方过礼之物中，还有为祭奠女家先辈亡灵所需的供品、香烛等。此时女家也要将陪奁送往男家。邑人李兴玉在《民国时期新津人的婚礼》中又说：“过礼这天，这些陪奁，大件的用竹竿扎起由两人抬（如床、被、柜），小件的则摆在抬盒中，也有人抬。一般都七八抬，大户人家多的可以扯一条街。由吹打走前面，陪奁走中间，后面轿子数乘，抬着媒人和押礼的亲属。”“礼队到男家后，由男方家长在门前迎接，女方押礼人用红贴写好‘清单’，交与男方点收，然后由相帮人员，把陪奁搬入洞房布置。在布置新房铺床时，必须请子女多的有福妇女去铺，铺好后，男方要给红喜封致谢。布置完毕后，男方要设宴招待过礼人员。”

“过礼”的物品

迎亲与哭嫁

迎亲是婚礼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指结婚时男家到女家迎接新娘。娶前一日有“欢夜”（“欢”读“花”音），吃“欢夜酒”。据《武阳镇志》载：“富贵人家张灯结彩，还要放鞭炮、焰火。新郎肩上披红挂彩，帽插金花古代汉族婚姻礼仪：三书六礼，传承千年的婚礼文化，亲友说四言八句祝贺，如‘阳雀叫唤桂桂阳，昨天去赶△△场。扯匹红绸儿六尺长，双手拿来奉新郎，左缠三转生贵子，右缠三转状元郎’。”一早，由迎亲人率鼓乐花轿至女家迎亲，大户人家的迎亲队伍会有鼓吹、仪仗等。迎亲队伍到达后，女家随即“出亲”。

迎亲队伍

新娘穿戴好凤冠、霞帔后，由伴娘扶入堂屋，先拜祖宗神位，再拜别父母双亲。拜别父母后，盖上红布盖头，由亲兄弟背上花轿，这时新娘要哭，这就是广泛流行的“哭嫁”习俗。“堂屋中间一炉香，先拜爹爹后拜娘。先拜爹爹盘大我，后拜我娘苦一场。”这首流行于川西坝子的《哭嫁歌》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简洁而不失深情。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因此，新娘与父母的离别之情最为感伤。

哭嫁

回车马与拜堂

按照民俗说法，新娘的轿子是有神护送的，新娘已到，要送神回去，故曰“回车马”。

当花轿抵男家大门口，鼓乐喧闹，鞭炮齐鸣，“回车马”仪式马上开始，堂屋内红烛高燃，司礼先生站到门前，焚香敲罄，高声念道：“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到此，车马还乡，天神归天界，地神归地府。年无忌，月无忌，时无忌，姜太公在此，诸邪回避。恭贺主家，大吉大利！”

“回车马”仪式结束后古代汉族婚姻礼仪：三书六礼，传承千年的婚礼文化，即行“周堂”之礼（拜天地、拜祖宗父母、拜亲友）。

拜堂

新郎在花轿前恭迎新娘，喜娘将新娘扶出花轿，与新郞一道步入男家堂屋内举行拜堂仪式。此时，新郎站左，新娘站右，司仪立于中堂香案左侧高声喊道：“男出华堂，女下轿房，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牵入洞房！”新人入洞房时，关上门，由伴娘引新娘坐于床沿，此谓之“坐帐”，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后，接着开始喝“交杯酒”。新郎新娘端杯先自饮一小口，然后交换酒杯，一饮而尽，饮用交杯酒，表示新人永结同心，患难与共。

所有的婚礼程序中，“拜堂”是最核心的一环，通过拜堂，新人向神灵，向社会正式宣布结婚信息，拜堂后，新人的夫妻关系才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回门

拜堂仪式结束后，男方喜宴开始，喜宴即传统的“九斗碗”。这时新郎新娘会出来拜客敬酒，按长幼顺序依次而行。如果新郎新娘两家距离相近，即在当时同至女家，称“回当天门”。较远者，或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去女家，称“回隔夜门”。“回门”，意即回去拜见岳父母及女家族戚。

新郎要先备办好回门礼物，礼物包括衣料、酒肉和钱币，最好是双数，寓意为成双成对。

一般女家皆设宴款待，谓之“回门宴”。新郎将礼物献上，先拜祖宗，再拜岳父母，再会诸亲友，然后入席，由女族尊长陪饮。饭毕，新婚夫妇即返回，俗语有“一月不空房”及“三月不空房”之说，因此女家一般不留宿。

回家时，女方家回赠也很讲究，邑人李兴玉《民国时期新津人的婚礼》中这样说：“回家时，新娘家要准备好染红的花生，放在轿内，轿上要挂上一束用红纸系的韭黄及红甘蔗，表示夫妻长久，日子很甜，新娘下轿时，便将红花生撒满地，任小人们去抢，红花生意为多生贵子。”

闹洞房

闹洞房，指新婚之夜亲友们在新房中喧闹逗乐，以戏谑新娘为主的庆贺仪式，新津俗称“胀新娘子”，有“三日无大小”“闹喜闹喜，越闹越喜”之说。

常见闹房的花样很多，有要求新郎新娘接吻的，有请新娘唱歌的，有要求新郎新娘合吃一个吊起来的点心的，如此等等，非止一端。闹洞房要持续到半夜，众人才逐渐散去。

闹洞房本为高兴之事，但把握不太好度，便会不欢而散，甚至闹出人命。据《花桥乡志》记载：“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花桥沈家院子沈子成结婚，女家姓张住花桥张家花园。洞房之夜，旧俗闹新房，有沈家外孙董克明，人称董傻包，无理瞎闹。沈家恃富豪，鄙视新娘，任其恶作剧，不予制止，新娘羞愤难忍，竟于当夜悬梁而死”。事后，沈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古时以琴瑟比喻夫妻，故丧妻曰断弦，再娶曰续弦。

新津旧俗，夫亡在前，妻子守节者居多，很多非常年轻的女子亦然，时论誉之曰“柏舟之节”。据旧志记载，清代新津奉旨对节妇旌表，康熙、雍正朝各一人，乾隆朝四人，嘉庆朝两人，道光朝十人，志书立传表彰者达八十余人，当时风气，可见一斑。

若妻子先亡，有条件的夫家则要再娶。再娶对象如为未婚处女，男方须托媒说合，举办婚礼，一点也马虎不得。如果女方是寡妇或离异女子，则不能大张旗鼓迎娶，甚至小轿还不能走正门进入男家。两者区别，判若云泥。

不过，人于困境之中续弦也会偶遇佳配，旧志记载的这个故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邑人蓝正色，逢甲申之乱，父子同被劫往成都，他遵父亲蓝灿延嗣之命逃回新津，请母亲及妻子到外乡避乱，母亲袁氏和妻子徐氏不忍拖累他，相拥投水而亡，蓝正色救之不及。无奈，只好孤身去芦山县深山中避乱十五年。

康熙初年，蓝正色回到新津，全县当时荆棘丛生，人烟稀少。他只好寄居于一座小古庙，形单影只，艰难度日。

一天晚上，他打瞌睡，恍惚之间看见一位白发老翁扶杖行礼后对他说：“你苦啊！你妻徐氏殉节后的第二天，已投生本境徐家，你托媒人去说合就可以重聚。”蓝正色以为一梦而已，没有相信。

第二天又梦见这位长者，并且不高兴地告诉他：“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你明天到河边去，石阶上那个穿黑衣红领的女子，不是你妻子是谁啊！”次日，正色跑去一看，情况果然不差。于是托邻居去说合。邻居说：“这位徐家姑娘已经十七岁了，待字闺中，尚未婚配，我去帮你说合，一定会成功。”后来徐家父亲果然应允了这门亲事。

清代康熙朝，新津确有蓝正色其人，曾参与过康熙《新津县志》的编纂，并且儿孙昌盛，晚景甚好。但旧志所述几乎类似神话，这里聊作趣闻一段吧！

冥婚，就是为死了的人找配偶。冥婚始于汉代以前，盛于宋代，至晚清才逐渐消失。这本是一件十分荒诞的事，而在民国初年的新津，却还真出过这样的事情。

据《武阳镇志》记载：“民国初年，新津县龙马寺董姓有一闺女，因择婿条件过高，超过婚龄尚未配偶。老闺女因此抑郁成病，以致神经分裂，常说胡话：‘城隍老爷要娶我为妾，喜期已择定。’家人一面延医诊治，一面率女至城隍神前许愿祷告，董女双手合掌作揖后，分开双手意外地却有一双耳环在掌中，于是便认为城隍对董女下聘礼了。董女回家后终因病情沉重，不久死去。家人此时认为城隍把董女娶去了，成了城隍娘娘，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大办嫁奁，将女尸送到了城隍庙完婚，在后殿布置一间新房，塑女肉身（以屍体为胚，外面泥塑）存放房内。”

当时这件事情在新津城乡愈传愈奇，本为荒唐之事，愚者则信以为真。直至民国十一年吴荣本到新津任县知事，“因一疑难命案，顺应民情民俗，也到城隍庙祈求神助，发现神座上城隍爷行身木偶像不知去向，传来庙祝询问，才知城隍爷同娘娘到龙马寺老丈人家去了。吴知事大怒，当即命差役将城隍偶像追回，责其‘撤离职守，何以辅德！’立即取下庙内站班塑像手中茅头板子，将城隍爷按倒在地，责令狠狠打了四十大板。”

此事因时间久远，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此谈冥婚，故复述而以飨今人知其荒诞之至。

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智渐开，包办婚姻有所改变，恋爱自由的思潮开始冲击家长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这在新津有很多事例：

《兴乐乡志》载：“王鸿溪在读高中时，父母为他配了未婚妻，但（他）不回家，毕业后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直到大学毕业后才得到婚姻自主的权利。”《普兴乡志》载：“普兴乡出现了几对知识青年男女踏上自由婚配的阶梯，冲破了家长包办的婚姻堤防。”《太平公社志》载：“青年们要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家长们仍要维持家长的权威，坚持包办到到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与子女在婚姻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有些青年被迫离开家庭，甚至脱离家庭关系，太平乡的这种现象是很突出的。”

现代婚礼

至于结婚仪式，也有变化。在城市有的举行“文明婚礼”，婚礼由男女双方合办。女方不再坐花桥，不用吹打，而改用汽车迎亲，或由亲朋好友步行送至男方。举行仪式时有傧相陪伴，有证婚人、主婚人参加，拜堂时女方也不再顶红布盖头，与新郎一样胸前佩戴红花，只行鞠躬礼，不行跪拜礼。仪程简单，仅有证婚人发结婚证书、来宾致贺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