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中国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

2004年北京文化高峰论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发言中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有归纳无推演，因此中国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的影响，等等。

杨先生此言一出，中国学术界一片哗然，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赞成者未必赞成在点上，反对者未必反对在点上。笔者认为，杨先生的错误乃是找错了对象，把东方的易经当成了西方的圣经，把中国近几百年在科学技术发展上遇到的问题，过多过重地归咎于一部两千多年前的著作，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科学理性思维的原则。

一 、易经不是圣经

众所周知，西方（主要指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是在突破宗教对自由思想、理性思维的禁锢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个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最高经典权威教义就是圣经（《新旧约全书》），其控制世俗社会的权力组织就是教会、教皇以及宗教裁判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哥白尼等科学家认识到太阳系的结构，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普通行星的时候，圣经的权威才被打破，欧洲的宗教信徒才恍然大悟，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科学的热情。此后，尽管万有引力仍然为上帝保留了某种地位（第一推动力），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终于给了欧洲宗教致命的一击，把上帝创造生命的权力还给了大自然。从此，圣经不再有能力干涉科学，或者与科学对抗。

对比之下，易经仅仅是中国古代众多典籍之一，它从来没有获得圣经那样的权威性，也没有什么“易经裁判所”，因此也就从来没有对中国人的自由思维形成如当年圣经般的禁锢作用（当然，由于中国人没有地球中心论的观念，因此太阳中心论的科学进展也就没有对中国人产生思想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把易经视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思想障碍，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笔者曾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神奇的八卦文化与游戏》一书，并发明有易经八卦扑克牌，深入研究过有关易经的种种文化现象。在笔者看来杨振宁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读后感，易经文化现象主要包括，易经本身的知识体系，与后人加在易经之上的知识体系两大部分。

所谓易经本身的知识体系，即易经原著的知识体系，它渊源于伏羲画卦（八卦符号体系）以及伏羲时代的观察、联想的认知方法，成熟于文王演卦（包括六十四卦符号体系及其演卦预测方法），以及周初建立的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知识体系（易经的卦辞、爻辞即相当于64条386款的社会行为规范手册）。

所谓后人加在易经之上的知识体系，是指后世人们根据或者利用易经原著及其符号体系，阐述各自对社会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例如，人们根据八卦符号，将万事万物分成八种类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五行知识体系、十二地支体系（包括生肖文化）、二十八星宿体系等等，可参阅笔者《生活中的神妙数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符号之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神妙的生肖文化与游戏》（山东友谊出版社）等专著，因此中国人并不完全迷信易经，而是灵活地采取多种分类和归纳方法。

有必要指出的是，易经符号体系属于严密的理性逻辑推演，而这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人自古就具有科学精神的证据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仅仅熟悉归纳法，也同样熟悉科学理性的推演法。事实上，中国人在4200年前的帝禹时代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国土资源考察工作，对华夏文化圈东西南北中的26条山脉447处地理标志点实施了测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之一，可参阅笔者创意的42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及全彩绘版《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墨子的科学实践颇多成果，惠子的科学探索非常活跃（可惜他的著作失传了杨振宁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读后感，参阅笔者《庄子与惠子》一文），公孙龙子的符号学研究相当深入。此后，张衡、一行等天文学家在天文学、地震学的观测与研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宋括对寺庙灯油燃烧量的定量研究，都证明着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由来已久。

当然，易经原著以及后世人们对易经的发挥，涉及到许多玄学命题，例如有关六十四卦阴阳爻符号彼此位置的神秘信息，以及有关预测学和预测方法的探讨，等等。关于预测学的问题，笔者撰有《预测的玄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书杨振宁：中国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这里就不详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人也有许多人迷恋于玄学，也存在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也有人试图用圣经文字预测今天的社会事件，而这些并不妨碍西方人在科学技术上的进展。这是因为杨振宁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读后感，玄学在客观上是思维的实验场、科学的侦察兵，当然也可能是误入歧途的向导。

二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

杨振宁先生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归之于易经及其易经文化现象，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和浅薄的认识（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杨先生在微观物理学的成就）。

1、众所周知，东西方社会发展（主要指中国和欧洲）的分水岭在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之际，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效应，乃是使中国在宋代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遭到沉重的打击，而欧洲人则从黑暗的中世纪惊醒过来。或许也可以这样说，由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生存因素，中国的农民比欧洲的农民杨振宁：中国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更多地承担了吸纳、转化游牧民的历史重任。

2、除了上述大的社会变故之外，还有许多因素约束了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进展。中国的方块象形文字（准确说是拼形文字）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增加认同感，从而促使中国人超前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种大一统的帝国，也或多或少地遏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对比之下，欧洲人的拼音文字，使他们更容易各自独立，而众多的彼此相邻的独立国家，客观上能够为独立的思想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当然同时也就使欧洲人的统一之路异常艰难（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欧洲的地形不如中国复杂，而今天欧洲人仍然在为统一而努力）。进一步说，欧洲人之所以需要超越国家的宗教势力，也正是为了缓解世俗国家之间的冲突；而西方人的民主意识、协商态度、妥协精神，亦与多国并立的现实不无关系。详情可参阅笔者《一言兴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著作。

3、中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客观上更适用于西方人的拼音文字系统，其信息传输效率比方块汉字高出至少两个数量级（数十个字母与数千个汉字之比）。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展，其基础之一就是信息传输的效率。事实上，西方人的思想活跃和行为的跃跃欲试，正是在活字印刷术迅速普及之后。

4、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中国人发展了瓷器，西方人发展了玻璃。瓷器与玻璃都是容器，而且一开始也都是为了制造容器而发明的，问题是两者的差别还体现在透光性能上，而正是这种小小的差别（对容器性能而言）却在日后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影响。早在渔猎时期、帝禹时代、三星堆时代，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窥管观测远方的事物（三星堆的凸眼人面具，可能就是使用窥管的象征）；早在2500年前，墨子就深入观察并研究过小孔成象原理；早在2000年前，中国的方士就开始进行各种化学实验。但是，中国的光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却难以获得新的突破，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没有玻璃，因此也就不可能发明透镜、三棱镜、望远镜、显微镜和透明的化学反应器皿，也就看不到阳光分解成七色，看不到月亮上的环形山、木星的卫星，以及液体里的活动物（布朗运动、细菌运动），以及化学反应的中间过程。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

5、西方人的殖民主义行径，以及知识产权（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的优先地位（准确说是知识暴利手段），为西方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又为西方人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相对充裕的经费。对比之下，中国人自古就缺少殖民意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更偏爱对远方异国的怀柔和赏赐。与此同时，在大一统的长期管理体制下，中国社会的评价体系或评判体系，也习惯于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定位，从而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例如，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府及其官员和富人，很少会想到去资助民众去搞科学研究，甚至把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

三 、天人合一与基因设计论

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拥有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西方人对此却非常陌生。西方人的宗教是一神教，上帝是没有具体偶像的超自然神；因此，在西方人的眼里，天人合一是不可思议的，人的灵魂或精神是不能够与物质沟通的。对比之下，中国人更习惯于相信自然与人都是宇宙的存在物，它们彼此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天人合一，即精神与物质是统一的，人的智能、智慧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由什么上帝赋予的。

因此，杨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反之，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的是，西方人缺少天人合一理念，已经影响了西方人在科学上的发展；而中国人熟悉天人合一理念，则有助于中国人在科学上的新进展。

2004年7月以来，笔者撰写一系列文章，在生命及物种起源领域提出并阐述了一种全新的学说“基因设计论”。这些文章有：1、《谁是生命的设计师：基因设计与生物迅速演进》，2、《先有花香，还是先有蜜蜂：神创论、进化论与基因设计论》，3、《生命起源于复杂的电子编码结构》，4、《重构论：把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统一起来的新理论》，5、《智慧的基因：我把原子链成人》（副标题“我站在达尔文的肩膀上：从进化论到基因设计论”），6、《我是谁？谁在问？》，7、《生命与物种起源新学说：基因设计论》，8、《西方学者为什么与基因设计论擦肩而过？》，9、《基因设计论能否在科学奥林匹克上夺冠》，10、《进化论学者如何面对基因设计论》，11、《基因的主动变异与自主躯体设计》，12、《基因智能学：关于基因思维的猜想》。

其中，我在《西方学者为什么与基因设计论擦肩而过》一文中指出，西方科学家面对生物及其器官存在智能设计的事实，陷入茫然困惑之境，他们除了继续抱住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外，看不到任何出路。这是因为，他们相当然地认为，如果放弃进化论，就只能回到上帝创造生命的宗教之中。对比之下，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促使笔者思考“基因”（这里是广义的概念，指生物体内控制生命成长与繁衍的结构物）具有设计并重构自身躯体能力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说，进化论所描述的生物变异，只是表明现象，其实质乃是基因的主动变异与自主躯体设计。

为此，我在《基因智能学：广义基因思维的猜想》一文中问道：“生命的结构是如此的精妙，然而她却不被认为是智慧所为。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草棚，被称之为智慧的创造；而一朵美丽的花，却被认为是没有智慧的随机而为。这样的判断正确吗？合理吗？人类的大脑是不是太看重自己的智能，而完全忽视了基因的智能？”显然，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乃是西方人包括西方的生物学家所不熟悉的，因此他们只能在上帝与随机性之间徘徊。

综上所述，杨振宁先生把易经视之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原因，应该说是找错了对象。不过，对于那些痴迷于易经里的玄学内容的中国人及其中国学者来说，杨振宁先生的意见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里有过多的国民迷恋于玄学，而疏远于科学（与玄学的主要差别在于能够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是否正确），这种智力分配不平衡现象，有可能造成智力资源的浪费。

王红旗（重构）2004年10月25日 电话 －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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