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契合”论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中国易经玄学文化研究院，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在“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前提下的相互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

“相互契合”是一个历史卓识

“相互契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前提是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的宏阔视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现实方位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这些论断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源奠定了历史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寻找到科学依据，对全民族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相互契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的一个重大政治命题和学术命题。我们党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但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具体方法上也走过曲折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历史内涵、历史意义、发展方向，廓清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肢解曲解，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夺目光彩。

“相互契合”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总之，“相互契合”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底蕴，光大了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脉，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历史卓识。

“相互契合”是对历史规律性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中华文明具有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历史创新传统，王朝交替与文明演进呈现出并行不悖的趋势。但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经济关系、思想文化、社会阶层等领域呈现出来的变化显然不同于既往。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突破旧的封建人身束缚、具有新的经济关系特点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市镇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涌现，推动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具有近代意识的启蒙思想的产生，使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动摇。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寻找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和外来思潮的涌入，抵抗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的推翻，都意味着古老中国在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转型上的新探索。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高度顺应了明清以降的社会转型与近代以来改造传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史要求。近代中国曾经选择了很多条道路，但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契合中国人民的追求，契合中国社会实际，才能承担起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重任。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传承有序、广纳众采、博大精深、与时迁徙，不仅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更集聚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价值。中国延续不断的史学体系记载了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沿革脉络中国易经玄学文化研究院，炎黄被中华民族奉为共同祖先。“二十四史”将中华各民族各区域的历史都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说，不仅贯穿着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也成功塑造出各历史时期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清理学，到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继承创新、开放包容的独特品格，它与马克思主义追求普遍真理的基本精神殊途同归。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元素与唯物史观的高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文化思维存在着内在联系。《尚书》中的五行说、《周易》中的阴阳说，证明中国哲学中很早就有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法的思维因素。中国人注重“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相互契合”论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相互契合”论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证明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礼记》中“天下为公”的“大同”说，包含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韩非子》中的“上古”“中古”“近古”划分、《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包含着中国人对客观历史规律的探讨。中国人注重“食货”的经济意识，与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谋而合。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相互契合”是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宝贵资源

“相互契合”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第一，必须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与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文明提供精神源泉、注入强大活力、焕发勃勃青春，展现出文明新形态，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生长在中国大地，本身就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第二，必须科学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中华文明彝伦攸叙，素重制度和治理体系安排。在国家结构上，中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就确立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没有使分裂的历史延续，极具深远意义。在权力运行上，自秦汉开始就构建起皇权之下设官分职、权责分明的官僚制，分层分类统理中央和地方行政事务的制度体系。行政与监察分途，政务与事务分职，以及谏官系统的完善，为各级行政机构权力廉洁运行提供了基础保障。在官员选拔上，逐步确立了任人唯能、听取民意、德先才后、考试考核的用人制度体系。在法律上，构建起体系完整、层级分明、德主刑辅的律令体系。在军事上，构建起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分裂、抵抗外来侵略的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构建起以儒家为核心，兼容并蓄，与社会大众日常价值观相融合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与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可以借鉴的深厚历史资源。

第三，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创新。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必须按照要求中国易经玄学文化研究院，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自身的贡献。

（作者：卜宪群，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首席专家）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06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