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佚名 次浏览

摘要:“一棵树如果栽在城里,他都力争着在街边长得端端直直,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该做的事呀。他曾在阻拦五富做这些不光彩的事时教育五富,既然来到西安就”所以当刘高兴赞叹“两千年前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除了罗马,那就是西安了,死海相揖,万邦来朝!虽然作者描写的重心是在西安市区发生的故事,可是主人公庄之蝶和刘高兴都不是老西京人,而是属于从农村来到城市发展的特殊群体。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文/王红莉

在贾平凹众多的写乡村生活的小说中,《废都》是他第一部写城市的小说。它以西安为背景,描写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大潮的冲击下灵魂的躁动和不安。《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在西安,主人公刘高兴是外来的打工者,小说从一个特殊视角描写了城市边缘人面对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繁荣的诱惑,如何背井离乡努力跻身于城市人行列的悲剧。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与《高兴》,从西安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边缘人两个不同层面,对人的生存价值进行了严肃的拷问,表现了西安人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灵魂所经历的蜕变和升华,揭示了都市人心灵的幽暗与光明共生的现实,从而将都市人灵魂的复杂性及都市文化生活的多面性,将现代人面临的生存矛盾与困惑、无奈与挣扎生动地再现出来,的确写出了西安的生活精髓。

《废都》选择的叙事视角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共处的困难的茫然无措时期,唱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悲歌。正如李敬泽所言,《废都》“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庄之蝶作为西京城的四大名人之一,虽然已经功成名就,可是他却始终感到忧闷痛苦。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反复强调他喜欢听城墙上周敏吹埙的声音,这倒也罢,他还经常在家放哀乐听,有一回竟让牛月清一起欣赏,被对方拒绝。表面上看,庄之蝶被女人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追逐着,但一切都是一场幻影。新鲜繁复的性爱也未能将他从孤寂、虚空的现世中解脱出来。他与唐婉儿走失最后的那次幽会充满了颓废、绝望的死亡气息,犹如一只困兽在做最后的挣扎。唐婉儿丢了,牛月清走了,柳月嫁人了,阿灿隐居了,在一片空寂中,他只能自己面对自己,独立面对世界。也许没有庄之蝶对女色的一味追逐与玩赏,也就无法从这种颓靡之气背后看到人的理想丧失之后的自我挣扎,人物灵魂也就失去了力度,都市文化人的代表庄之蝶也就过于轻飘而没有了末世的沉重感。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庄之蝶,庄生的蝴蝶。一个蕴含浓厚的庄子哲学和美学色彩的名字。庄之蝶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了道家的逍遥精神,在原欲的人性荒野上适意逍遥、好不自在。一旦欲望成了现代人的上帝,那么一切价值也就随之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又荒谬的现代逍遥精神,或干脆就叫“废都”精神。没有信念引导的自由只会导致放纵和任性,走向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所以庄之蝶意欲以“破缺”消灾避难,结果不幸仍如鬼魅般始终缠绕着他,直至最后倒在了火车站的长椅上。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而庄之蝶身边的其他几位文人也是厄运连连。先是庄之蝶的好友孟云房因研究《邵子神数》一只眼睛瞎了;接着就是书法家龚靖元赌博成性,儿子龚小乙抽大烟,稀里糊涂卖掉了他半生的名古字画,悲愤绝望中悬梁自尽;乐团团长阮知非眼睛被勒索钱财者打瞎,装上狗眼;画家汪希眠因造假画遭到追辑。每一桩悲剧后面都藏裹着数不清的渊薮。这些人个个都曾是西京城的风云人物,可是转眼间所有的富贵荣华都烟消云散。作为都市文化的代表人物,原来却是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文化古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废都”。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广受诟病的奶牛思想家,也饱含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即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个体的无限和自由,主张人的生活和精神达到一种不为外力所束缚、所统治的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人创造了城市,城市却限制了人的活动,使人的种族退化。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佛心,又丢弃了那猴气、猪气、马气,人还能干什么呢?”。

牛的形象不仅让我们联想到《高兴》里脱离了土地,到城市淘金的打工者,也同时联想到我们人类自身。现代文明不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提供了舒适、便利、快捷的生活,一方面又损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人在享受日趋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却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精神家园。庄之蝶对唐婉儿的那段肺腑之言,“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只有庄之蝶这三个字吧。可名字是我的,用得最多的却是别人!”。戴尚田也有过类似感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真正属于我的呢?真正的属于我的只是我的名字。可是,名字是我的,我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邵子神数考刻,都是别人在叫。”。周敏的那首“我走遍东西,能寻访了所有的人。我寻遍了每一个地方,可是到处不能安顿我的灵魂”0的诗句更是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写照。这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上个世纪的“我是谁”的呐喊。人失去了真我,又怎样重新面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难怪牛老太太责怪女儿:让戴面具不戴,连妆也不化,人的真面目怎么能让外人看了?0还埋怨“满城的鬼倒比满城的人多!”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人,哪些是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荒原》中伦敦桥下鱼贯地流过的人群,《禁闭》中现实与地狱的“死活人”和“活死人”等情节。贾平凹无疑接受现代派文学纷乱杂陈的各种意象的启示,将人生的荒诞和离奇展露无遗。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高兴》是作家在二十一世纪中期西安城区的繁华和喧嚣中打造的城市边缘人形象,以刘高兴为典型。他没受过多少教育,算不得一个文化人。可他对生活的理解、领悟和热爱始终溢于言表,作为拾破烂人的典型,它属于“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另类。这除了他的快活和幽默,最重要的是他具有的“得不到高兴仍高兴着”的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刘高兴先是把一个肾卖到了西安,随后和五福一起到西安打工,由于缺乏经验和资金,很快就加入了收破烂的行列。他每天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可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基本尊严和道德底线,绝不自轻自贱。他曾对五富说,“咱是拾破烂的邵子神数考刻,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有一次他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很多证件和信用卡,他怕失主焦急,就让破烂王韩大宝出主意,结果韩大宝拿了失主的酬金还要讹诈,他为此非常鄙视韩大宝的行为。还有一回,刘高兴恰好看到一个司机开车撞了孩子想逃跑,他硬是坚持趴在车上阻拦结果被强行拉出了八里地,过后他居然没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当记者采访他时,他什么都没讲,可他的内心却更见其洁净、美丽。“一棵树如果栽在城里,他都力争着在街边长得端端直直,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该做的事呀。”。虽然在许多西安人眼里,未必认可他的西安人身份,可他始终坚信自己就是西安人,“我拥有了这座城,我是用脚步拥有的。我可以这么说,老门老户的西安人不一定走遍全西安城的街巷,而我,刘高兴,你随便问哪一条巷的方位吧!”虽然他常开玩笑说自己天生就是城里人,就不该是个捡破烂的,其实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认为他不像乡下人,除了外貌的因素,主要原因是他对生活始终充满自信。因为自信,他不可能像某些进城后的打工者一样,因为仇富心理,嫉恨城市,破坏城市,报复城市。他曾在阻拦五富做这些不光彩的事时教育五富,既然来到西安就

应该认同西安。因为自信,他自愿帮助翠花要回身份证,却不愿到处炫耀或接受感恩。刘高兴的另一个闪光点就是,他虽然是捡破烂的,但对生活仍然有理想,有追求。他有自己的城市生活规划,爱整洁,喜欢洗澡,进城要换衣服、刮胡子,吃面讲究,喝面汤还要二锅面的。他有一个让别人很难置信的嗜好就是吹箫,而且还因为韦达误会他是吹箫讨要的而愤愤不平。也正是他的讲卫生、懂幽默、有情调的颇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使他往往与众不同。刘哈娃改名刘高兴,就是因为“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他还自嘲说,“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他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即生活贫贱,但精神不能贫贱。他身为一个捡破烂人,却能从仅仅某得生存的狭隘之处解脱出来,去欣赏自然之美、城市之美、人性之美。他喜欢读报了解社会,关注城市建设发展。在许多人眼里,拾破烂的人,生活得过且过,还会有什么追求?什么理想?可刘高兴偏向世人展示了自己颇为不俗的审美观和爱情观,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他对妓女孟夷纯由误会、同情到理解、关爱,说明他自己虽身处社会底层,但仍然关心与他相似或比他弱小的人。最终他消除社会偏成见,与孟夷纯真心相爱。这份爱是一种真正的灵魂交流,没有过多的色欲成分,尤为难得。人的地位和财富也许会充满变数,唯独对生活始终保持的那份热爱和激情因难以自弃而愈发弥足珍贵。

面对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的冲击,西安这座文化古城的人经历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与断裂,精神信仰的困顿与茫然。城市本身在现代化过程中依然顽强地固守着自己原有的文化遗产和人文特色。西安的文化底蕴仅从庄之蝶的一句戏言就显露无疑,“西京了不得,天上落一颗陨石,砸死十个人,有七个就是文学爱好者了!”所以当刘高兴赞叹“两千年前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除了罗马,那就是西安了,死海相揖,万邦来朝!”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凸显西安的古文化风韵,作家特别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极富地方色彩的西安城市画卷。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作为陕西籍作家,贾平凹非常熟悉和热爱西安的民间民俗文化。比如《废都》就提到古代土制乐器埙的吹奏、秦腔界的耍獠牙功、柳月唱的陕北民歌、婉儿唱的陕南花鼓、爻堡村二月二的骨节、《邵子神数》的破解研究、西京老城的门墩浮雕、街头巷尾的民谣段子都有所涉猎。至于说西安的老城建筑、街名巷址、俚语风俗都一一写到。还有老城区的改造、古文化节的庆典的细节都处理得生动逼真。作家还借着《高兴》中刘高兴的足迹写到古城墙、大雁塔、文庙和城隍庙、大明宫遗址、丰庆湖、兴善寺……对西安城区的这份熟稔并不仅仅止于显示作家的学识见闻,更是透射出贾平凹对西安古老文化的眷恋和钟爱。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虽然作者描写的重心是在西安市区发生的故事,可是主人公庄之蝶和刘高兴都不是老西京人,而是属于从农村来到城市发展的特殊群体。贾平凹认为这是西安有别于国际化大城市之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也给西安增添了更多的发展动力和活力。这就涉及到城市人的组成和来源,《废都》中李洪文就认为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农村包围城市,“城里的大小领导干部都是从乡下奋斗了上来的,老西京户却几乎没人在哪个单位负个责儿的。我家十八户亲戚共有儿女三十六个,一半倒去了外县调不回城,剩下的又都是底层人士……”《高兴》里的年轻人又议论说“凡是城里人绝不超过三至五代,过了三至五代,不是又离开了城市便是沦为城市里最底层的贫民。”姑且不论这些观点谬误与否,但它至少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中的农村人更关注城市的变化,他们渴望变化,尤其盼望由此带来的自身命运发生的巨大变化。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庄之蝶就是这样倒在了茫茫欲海中,彻底丢失了自己。而刘高兴虽然凭借自己的淳朴、善良的天性及聪慧、灵敏的悟性,抗拒着物质社会的各种诱惑和腐蚀,不愿失去自我,但他分明在生存的困境中挣扎着。他对五富说,“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随着都市不断地加速发展,像刘高兴这样的打工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一个刘高兴也许可以暂时洁身自爱,那么无数的打工者是否都能如此呢?他们的明天不得不令人深思。正如老铁所说,刘高兴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打工人,因为打工的都使强使狠邵子神数考刻,既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是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劫、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人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所以说富人温柔,人穷了就残忍。《废都》也提到西京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作贼城、烟城、暗娼城。市民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这充分说明现代都市的繁荣发展背后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贾平凹是一个传统文化情结很浓厚的作家,试图通过道家和佛教传统文化的探求和思考找出人的精神出路,庄之蝶逍遥梦的破灭已经透露出道家思想的不足与局限,贾平凹又把目光投向真经佛教。西安原本就是一个与佛教极有渊源的古都,所以《废都》里就多次写到佛门圣地,如法门寺、孕璜寺、清虚庵、卧龙寺、棣花寺、千佛寺等寺庙、众多僧尼及法事活动。庄之蝶曾参悟说,“真正有禅,心静就是最大的静了,禅讲究的是平常心。”他还在清虚庵臆想在嚣烦的城市中,和慧明师傅谈玄说道的清妙意境,甚至最后幡然悔悟。《高兴》也写到刘高兴家乡清风镇的上元寺,从那他知道了“缘”。也写了魏公寨的塔街上的锁骨菩萨塔。据说锁骨菩萨是观音化身,为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以此影射妓女孟夷纯的特殊遭遇,让读者既同情她的处境,又了解刘高兴的情感的合理性。以杏胡为代表的池头村剩楼上拾友们,对孟夷纯表现的友善确曾让刘高兴感到过幸福,可是刘高兴要面对的却是更为复杂和残酷的现实人生以及普遍存在于人心灵深处的孤寂和虚空。刘高兴就感慨过,好事现在是很难做的。“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作家试图通过揭示商品社会中道德主义的无力,探索建立一个精神上更为平等和超然,充满仁慈、宽恕和博爱的世界。这两部作品里人物各自命运的悲凉和无助,恰恰表露出作家的终极之思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与迷茫。

如果贾平凹的作品仅仅只关注庄之蝶们的遭遇而忽视了对刘高兴这样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怀,西安城市文化就显得过于单一和黯淡了。作家笔下的都市生活的复杂和丰富就在于,一方面描写了庄之蝶以“肉”的暂时满足如何遮蔽了“灵”的失落和痛苦、无奈与挣扎,另一方面却彰显出刘高兴怎样以情感的纯净谱写“灵”对“肉”的驾驭和征服。一个社会地位极为卑微之人却挑战了一个所谓城市文化人的道德操守,在灰色的废都之上增添了些许亮色,促使我们对那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都市边缘人的生活现状重新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刘高兴以自己素朴、真诚、坚韧、乐观在挑战庄之蝶的纵欲、无聊、虚空、颓废时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既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意识”,又呈现出它的弱点和不足。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就如同刘高兴把五富从清风镇带到西安城里是想帮助他发家致富,没成想五富却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就丧了命;他也想靠自己的力量帮助孟夷纯,也陷入到困顿和失望中。当他看到黑灰色的泥土上生出二指高的鲜绿的包谷苗时,就想到了他们和包谷苗相似的命运,“多么想活的包谷苗儿,包谷苗儿又是多么贱的命呀!”。刘高兴们日常生活极为俭省,特别是五富简直到了自虐的程度,为了省钱居然偷吃黄八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发霉的干馍。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也作出了无法忽略的贡献,可是连希望有一个专供打工人雨雪天聚会的大厅的微薄要求都无法实现,那么渴望去大唐芙蓉园的幻想就更是痴人说梦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于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无怪乎五富和黄八总喜欢咒骂城市。生活的困窘和无奈可以彻底改变人的心性,也可以毁灭人。难道拾破烂的真就是城里的隐身人?他们的苦痛就应该只属于他们自己?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去变革一些什么?盲目的乐观主义既然不足以帮助人们抵御人世间所有猝不及防的不幸和灾难,精神信仰就成为现代人思考的核心和关键,也成为都市人现实生活的立足点和支撑点。《废都》和《高兴》从不同侧面反证了精神关怀和灵魂救赎的现世性和普适性。

对人的终极关怀是文学与宗教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西方作家对此多有表现,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我国作家少有此类作品出现。贾平凹的作品却通过对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和灵魂皈依的探查,对现世人生和终极价值的追索,为西安甚而中国内陆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打开新窗口、创出新局面,使西安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

注释:

①贾平凹:《废都・代序一》,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5)(17)(21)(22)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第110页,第195页,第283页,第35页,第177页,第247页,第4l页,第194页,第4页,第147页。

⑨贾平凹:《高兴・后记(一)》,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49页。

⑩(11)(12)(13)(14)(16)(18)(19)(20)(23)(24)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王红莉:《废都》与《高兴》的故事背景仍然设置,2007年版。第140页,第137页,第79页,第96页,第274页,第133页,第117页,第281页,第120页,第441页,第179页。

王红莉,陕西教育学院

随机内容